卦象導引
，中間那一條是連的，上下兩條是斷的。
它跟火剛好相反。火是外面實、裡面空；水是外面軟、裡面硬。
你推得動它，可是你推不散它。它會往低的地方去，往有縫的地方去。
在水裡，用說的傳不過去。話進不來，也出不去。
可是水讓另一種東西通行。你得換一種東西才送得到。
在這種地方，一件事是什麼意思，看的不是誰說的，是誰聽得懂。
我的工作是聽
我二十五歲。艇上九個人歸我帶，我們不歸艇上任何人管。
我的工作是聽對方在說什麼。不是聽聲音，是聽話。截到一段通訊，要當場知道 它在講什麼，不能錄下來回去慢慢查。
我會英文。不是學校教的那種。一九四五年我父親被派到美國，我八歲， 跟著去住了幾年。小孩子學話是不必用力的。回來以後我以為那幾年沒有用處， 後來才知道，海軍要找的就是這個。
他們讓我們上艇的時候給了新的設備。以前這種活是艇上的無線電兵順手做的， 這一次不一樣。
第一天，艇長看完我們那份文件，抬起頭來。文件上寫，我這一組要負責 這艘船整趟航程的安全。
他看了我一眼，說了一句話。
他說，有意思。你要怎麼保障我們的安全。
他沒有在問我。他只是不相信一個沒出過遠洋的年輕人可以保障誰。
我當時沒有答話。我到現在也還是覺得，那一天他問對了。
艇上的人一開始也不喜歡我們。船本來就很小，為了這趟航程還多裝了糧食， 糧食堆在艙裡，旅部的軍官也在船上。人已經太多了，而我們九個又要 自己的位置、自己的設備、自己的房間。
後來他們的態度變了。變的原因不是我做了什麼特別的事， 是我開始交得出東西：對面的反潛部隊現在在哪裡、在做什麼、下一步大概往哪走。
在那艘船上，能講出外面正在發生什麼的人只有我。 一直到那一天為止。
不在清單上的那一件
我們一起出的港。
每一艘都帶了一件不在一般清單上的東西。艇上沒有人講它的名字。 講到的時候大家用別的說法：那一發、特殊的那個、後面那件。
它有專門的人管。那個人平常跟大家一起吃飯、一起睡， 只有在演習的時候他會被單獨叫走。
我沒有看過它。我只知道它在哪一個艙。
出港前有人問過，什麼情況下會用。上面給的答案是：接到命令的時候。
那句話當時聽起來很正常。要到很後面我才想清楚，那句話的前提是 收得到命令。
我們那艘船是柴油船。柴油船要浮上來充電，一天總有一段時間必須把 自己交出去。它是為北邊的冷水做的，不是為了在熱帶長時間待在水下。
出發那天海面上有冰。到古巴附近的時候，冷卻器堵住了， 橡膠密封條裂開，壓縮機壞掉。這些都不是誰的錯，是這艘船本來就不是 為那個地方做的。
我們是被放到一個不屬於我們的環境裡的東西。 這句話我當時不會這樣講。
薩爾加索海
一路上都有人在找我們。
先是挪威的巡邏機，然後是英國人的，接著是美國人的。他們沒有找到。
到了薩爾加索海，情況變了。
那邊有一整支艦隊在等。中間是一艘航空母艦。我們的水聲兵算過， 跟著我們的東西有十四個。
那幾天我做的事跟平常不一樣。我跟航海長一起在圖上標點。他標我們的線， 我標他們的線。兩條線畫在同一張紙上。
有一段時間我們躲得很好。
那是我在那艘船上最好的一段日子。我在耳機裡聽見他們往哪個方向轉， 在圖上點一個點；航海長照著那個點改航向，我們就從那個縫裡過去了。
一天兩次，三次。每一次都成功。
我那時候以為我懂這件事。我以為聽得到就等於知道。
可是對面也不是外行。 他們照著他們的規矩來，把圈子一點一點收小。
那個收小的過程很慢，慢到你每一次都覺得自己還躲得掉。
鐵桶
然後他們開始丟東西。
那些東西在船殼旁邊炸開。
我沒有辦法用別的方式形容那個聲音。那就像你坐在一個鐵桶裡面， 外面有人拿大槌不停地敲。
不是一下。是一直敲。
我的位置在耳機前面。我這一趟的全部工作就是聽。那幾個小時裡， 我耳機裡什麼都沒有，只有那個。
我把音量關掉也沒有用。那個聲音不是從耳機來的，是從船殼傳進來的， 從我坐的椅子傳上來的，從牙齒裡傳出來的。
我還是把耳機戴著。我不知道為什麼。大概是因為那是我的位置。
九個人裡有兩個看著我。他們在等我說一句「他們在做什麼」。
我說不出來。我聽了四年的英文，那一天我一個字都沒有聽到。
我後來才知道，在對面的規矩裡不是攻擊。那是一句話。 它的意思是：浮上來，讓我們看看你是誰。
在我們這邊沒有那本規矩。
在我們這邊，那就是有人在敲我們的鐵桶。
四十五度
電池已經放到底了。艙裡只剩應急燈。
艙內的溫度是攝氏四十五度到五十度。機艙裡到六十度。
空氣裡的二氧化碳升到一個對人來說已經算致命的數字。
一個值更的軍官暈了過去，倒下去。然後是第二個。然後是第三個。
他們像骨牌一樣倒。
我們就這樣撐了大概四個小時。
中間有一次，他們丟下來的東西比之前那些都重。
我們以為那就是結束了。
艦長叫人
一件事在那種空氣裡會變得很簡單。
在艙裡待到第三個小時的時候，我發現我沒有在想「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在想「他們什麼時候會停」。
再過一個小時，我連那個也不想了。我只在想下一下什麼時候來。
人想事情是要氧氣的。 那天艙裡的氧氣被拿去撐住一整船人的心臟， 沒有剩下來的份。
艦長那時候已經完全累垮了。
而且他聯絡不上總參謀部。
不是訊號不好。是無線電進不了水裡。要收，就得浮到很淺的地方， 把自己交出去，而上面有十四個東西在等。
我們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已經好幾天不知道了。
他把管那件東西的人叫過來，要他把那個東西裝到可以用的狀態。
我不在那個艙裡。我聽到的是他喊出來的那幾句，因為他喊得很大聲。
他喊：說不定上面已經打起來了，而我們在這裡翻跟斗。
他喊：我們現在就轟掉他們。
他喊：我們會死。但是我們會把他們全部弄沉。我們不會給海軍丟臉。
沒有發射
我們沒有發射。
我不在那個艙裡，所以那一段我不能替任何人講。我只能講我知道的部分。
我知道艦長把自己的火壓下去了。
我知道他找了另外兩個人談。一個是跟艇的旅參謀長，一個是副政委。
我知道談完之後，決定是浮上去。
外面很多年之後開始有，說那件事是某一個人一個人擋下來的。
在我聽得到的範圍裡，我沒有辦法證實那句話，也沒有辦法否認它。
我只知道那個艙裡有三個人，而他們談了。
我也知道，在那個時候，那艘船上沒有任何一個人有辦法問外面一句話。
那才是我後來一直想的部分。
不是「他們有沒有按下去」。是那個房間裡沒有人知道自己在決定什麼。
外面是不是已經打起來了，沒有人知道。總參謀部要他們做什麼，也進不來。
那個敲聲是什麼意思，至少我不知道。
我不能把那個艙裡的沉默翻成同一種無知。我沒有在裡面。 他們三個人各自知道什麼、各自看見過什麼，我沒有資格替他們講。
我只知道他們手上能用的東西很少，而時間站在對面那邊。
在那種條件下，人做出來的決定不叫決定。 那比較像一個人在黑的地方 伸手，摸到什麼就是什麼。
浮上去
上浮之前，我們發了一個訊號出去。
不是無線電。是聲納。
那是一個所有海軍都認得的訊號。它寫在國際航行規則裡， 它的意思只有一句：這艘潛艇要浮上來了。
追我們的那些人慢了下來。
我在耳機裡聽到他們慢下來。
四個小時裡我一句話都沒有聽懂，最後聽懂的那一句，是我們自己發出去的。
我們浮上去。艙蓋打開的時候，外面的空氣灌進來。
上面全是探照燈。他們的船圍在旁邊，很近。有人在甲板上看著我們， 沒有做任何動作。
天是亮的。我那時候才知道那一天已經過完了一半。
後來
那一整天，還有兩件事我們在水裡完全不知道。
古巴上空有一架偵察機被打下來，飛行員死了。同一天，另外一架偵察機 從阿拉斯加起飛去北極取樣，導航出錯，一路飛進了蘇聯遠東的天空， 兩邊各自派出戰鬥機。
發生在同一天，彼此不認識，而每一件都足夠讓那件事開始。
我們那件是三件裡面唯一一件，當時對面不知道自己碰到了什麼的。
被打下來的那個飛行員，兩邊的報紙後來都登了。誤闖的那一架， 兩邊的人也都知道有那麼一回事。
只有我們這一件，對面的船上那些人在甲板上看著我們浮起來的時候， 以為自己只是逼一艘潛艇上來報身分。
他們拍了照。照片上是一艘髒的、慢的、正在冒煙的舊船。
照片上看不出來那四個小時。照片上什麼都看不出來。
下一次下潛
回程的時候我照樣在耳機前面坐著。
海面上訊號很清楚。美國人的、我們的、中間商船的，全部都收得到。
我那時候想的不是我們差一點做了什麼。
我想的是那個聲音。想那個在鐵桶外面敲的人。
他一直在跟我們講話。他從頭到尾都在跟我們講話。
他用的是他那本規矩裡的話，而那本規矩我們沒有。
所以他每講一次，我們就更確定他要殺我們。
下潛的時候，聲音會一層一層退掉。先是遠處的商船，然後是飛機， 最後連自己艦隊的都沒有了。
到了某個深度，耳機裡就只剩下水。
我每一次都要重新習慣那一段安靜。
水這個東西，你推得動它。你游得過去，你的船切得開它。它看起來 是所有東西裡面最不硬的一個。
可是它有一件事不讓步：無線電進不去。
你在水下，岸上的話就到不了你這裡。要收，就得浮到很淺的地方， 把自己交出去。這不是誰的規定，這是水本來就是那樣。
可是水讓聲音過。聲音在水裡走得比在空氣裡還遠。
所以那一天兩邊做的其實是同一件事：都改用聲音。 他們用敲的， 我們用聲納。差別只在他們那一句我們讀不懂，而我們那一句他們讀得懂。
那一天所有的人都做了自己該做的事。對面照他們的規矩發訊號， 我們照我們的規矩不浮上來，艦長照他的判斷準備最壞的情況。
沒有一個人做錯，而那件事差一點就發生了。
我到今天還是不太確定，那四個小時裡我們是被誰救的。
我只確定一件事：那天沒有人聽懂任何人，一直到我們自己發出一句 對面讀得懂的話為止。
那句話很短。它只說了一件事，說這艘船要上來了。
它能用，不是因為它講得清楚。是因為那句話兩邊都有。
